文學家聞一多資料簡介生平事跡故事 “五四”時期的愛國青年

　　“五四”時期的愛國青年

　　聞一多，原名亦多，輩名家驊，字友三，號友山，在北京清華學校讀書時改名聞一多，筆名有夕夕、一、屠龍居士、T.L、H.C、風葉等，1899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縣一個“書香門第、世家望族”的封建大家庭。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父親聞固臣是清末的秀才，為人忠厚，樂于接受新思潮，贊同變法維新，對于聞一多兄弟的思想品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響。

　　聞一多五歲發蒙，在家塾里和兄長們一起誦讀《三字經》、《幼學瓊林》和“四書”、“五經”等傳統教材。隨著洋學堂的興起，他又接觸了國文、歷史、博物、算術、修身等新知識，見識日增。1910年，聞一多考進了兩湖師范附屬高等小學校。第二年，聞一多在這里目睹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國的空前壯舉。他也和許多大人一樣，興奮地剪掉了象征清王朝封建統治的辮子，有時還到司門口、閱馬場等熱鬧處所去看群眾集會或士兵練操。此后不久，由于局勢緊張，學校停課，聞一多不得不暫時回到了浠水故鄉。他在鄉下逢人便說武昌起義的新聞，對國家的中興頗多幻想，擁護和崇拜革命黨。這場革命培育了聞一多最初的純樸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

　　1912年秋，聞一多在武昌實修學校以備取第一名和復試第二名的資格考取了北京清華學校。

　　聞一多在清華求學期間，品學兼優，顯露出多方面的技藝才華和組織能力，是同學們一致公認的“博學之士”，并深得師長們的器重。

　　他熱愛戲劇，擔任過清華新劇社編演部的負責人。他自編自演的新劇《革命軍》、《蓬萊會》等，曾多次在全校的演出比賽中獲獎。

　　他熱愛美術，1919年秋參與發起成立了清華美術社，社員多達50余人。他的作品曾被美術教員選送到巴拿馬的博覽會上展出。

　　他酷愛文學，是1921年11月成立的清華文學社的骨干，致力于詩歌的創作與研究。1920年9月，《清華周刊》上發表了他的第一首白話新詩《西岸》。這首詩用象征的手法，鮮明地傾訴出詩人對于黑暗現實的憎恨和厭惡。他把北洋軍閥統治下的北京城比喻為“滿天糊著無涯的苦霧，壓著滿河無期的死睡。”說明在這里，“沒有真，沒有美，沒有善，更從哪里去找明光來?”[1] 此詩在編入詩集《紅燭》時，聞一多在詩首引了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濟慈(JohnKeats，1795—1821)的一句詩，大意是：“幻想插上了美的翅膀，希望的春天就會來臨”(本傳作者譯)。于是，詩人又幻想出在這大河的西岸定會有個不同的世界，從而決心“逃脫”這東岸的“樊籠”，“搭個橋，穿過島，走著過!”去尋求那“西岸底光明!”[1] 這首詩突出地表現了詩人“藝術為藝術”的唯美傾向，同時抒發了詩人熱愛祖國、愿為祖國的新生獻身的高尚情懷。聞一多還傾心于詩歌理論的探討和闡發。他曾在清華文學社內做過《詩的音節的研究》的報告。1922年5月，清華文學社出版的叢書第一種就是聞一多的《冬夜評論》和梁實秋的《草兒評論》的合輯。這本書一出版，立即得到了當時遠在日本的郭沫若的高度評論。郭沫若飛鴻致賀去：“如在沉黑的夜里得見兩顆明星，如在蒸熱的炎天得飲兩杯清水……在海外得讀兩君評論，如逃荒者得聞人足音之跫然。”[2]

　　聞一多在清華求學期間，每年暑假都要回到家鄉讀書二月，并將其讀書室自名為“二月廬”。在這里，他可以擺脫學校功課的壓力和限制，盡情地閱讀自己所喜愛的中國史書和詩集等。他邊讀邊思考，隨時記下一些獨特的心得和感受，評詩論史，褒貶人物，考證史實，均有創見。他用淺近的文言文寫成的這些讀書札記，從1916年4月19日至12月14日，以《二月廬漫紀》為總題，在《清華周刊》上連載了16則。這是聞一多最早發表的文章。這些文章敢于提出和堅持自己的見解。如讀杜甫的詩，他發現了：“杜子美父名‘閑’，故詩中不用‘閑’字。‘娟娟戲蝶過閑幔’，原作‘開幔’，刻本之誤也。母名海棠，故不詠海棠。坡公有詩云：‘少年為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豈未知考也。”[3] 又如對西施與范蠡的傳說，他也進行了仔細的辨正：“自杜牧用‘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世皆傳范蠡載西施以逃。及觀《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有云：‘吳亡后，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浮沉也。’子胥之被讒，西施有力焉;子胥死，以鴟夷浮之江;今沉西施于江，所以謝子胥也。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牧遂誤以胥為蠡耳。墨子曰：‘吳越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豈非明證哉! 文士一時趁筆，遂墮后人于疑網。”[4]16則《漫紀》，共有此類考證議論六十余條，它反映出少年聞一多學習祖國歷史文化的實績。

　　聞一多在清華讀書時還十分熱心于社會活動。1914年在上中等科二年級時，他開始擔任學生刊物《清華周刊》的編輯和集稿員;1919年至1920年間，他又擔任了學術性刊物《清華學報》的學生編輯;1917年在中等科畢業時，他負責主編年級紀念冊《辛酉鏡》，撰寫發刊詞和自傳《聞多》等詩文共十篇。這些詩文，是聞一多在清華前四年學習、生活和思想狀況的真實記錄。

　　聞一多在清華求學期間，正是中國社會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向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過渡的歷史轉折時期。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志》(從第二卷起改名為《新青年》)在上海創刊，它標志著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端。陳獨秀首倡的“民主”和“科學”的口號猶如習習春風，吹拂神州大地，也吹開了少年聞一多的心扉。他贊頌“《新青年》是中國新文化的鼻祖，當然受一般人的崇拜”[1]。正是在“民主”與“科學”的口號鼓舞之下，聞一多勇敢地投身到五四運動的激流之中。

　　1919年5月4日是個星期天，北京城里天安門前爆發了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愛國示威大游行，從此掀開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斗爭的嶄新一頁。清華學校由于遠在郊區，消息閉塞，當天沒能組織學生進城參加這一行動。這天傍晚，聞一多聽到了從城里歸來的遠房堂兄聞迪純講述自己耳聞目睹的新聞以后，無比振奮。他連夜用大紅紙抄錄出岳飛的《滿江紅》詞，貼到學生飯廳門前的布告欄內，借以鼓動同學們的愛國熱情。第二天，清華的學生干部和社團負責人舉行聯席會議，決定集體加入北京學生救國會，與北京學生取一致行動，堅持到底。會議選舉羅隆基為清華學生自治會主席，聞一多任書記，負責起草《致巴黎和會的通電》和《致全國學界的宣言》等文稿[2]。

　　當五四愛國運動的高潮迅速擴展到全國范圍以后，適時成立統一領導全國學生運動的組織就顯得極端重要。6月16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在上海成立，聞一多、羅隆基、羅發祖、錢宗堡、陸梅僧五位同學被選為清華學校的代表。為了全力投入愛國運動，聞一多毅然決定這年暑假破例不回家，并于5月17日下午寫信給父母，耐心加以解釋：“一年未歸家，且此年中家內又多變故，……二大人愿男等回家一集，即在男等亦何嘗不愿回家稍盡溫省之責。遠客思家，人之情也……今年不幸有國家大事，責任所在，勢有難逃，不得已也。”他在這封信中還陳訴了自己對于“愛國”的理解：“男在此為國作事，非謂有男國即不亡，乃國家育養學生，歲糜巨萬，一旦有事，學生尚不出力，更待誰人?忠孝二途，本非相悖，盡忠即所以盡孝也。且男在校中，頗稱明大義，今遇此事，猶不能犧牲，豈足以談愛國?男昧于世故人情，不善與俗人交接，獨知讀書，每至古人忠義之事，輒為神往，嘗自詡呂端大事不糊涂，不在此乎?或者人以為男此議論為大言空談，如俗語曰‘不落實’，或則曰‘狂妄’，此誠不然。今日無人作愛國之事，亦無人出愛國之言，相習成風，至不知愛國為何物，有人稍言愛國，必私相驚異，此為不落實與狂妄，豈不可悲!”[1]

　　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喚起了聞一多奮起救國、改良社會的強烈愿望。當時，許多先進的知識分子，為了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使貧弱的祖國強盛起來，不受外國人欺負，都曾向西方尋求過各種各樣的思想武器，希望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作為詩人的聞一多，他的目光當然是更多地在文藝領域里去尋找自己的精神武器。他熱愛祖國，思索拯救祖國的途徑，可最后得出的結論卻是——藝術救國! 1920年秋，他在清華發起組織了一個“研究藝術及其與人生的關系”的團體“美司斯”(Muses)，同時還發出了《征求藝術專門的同業者的呼聲》的文告，認定“藝術確是改造社會底急務”，呼吁“有藝術天能的朋友們，快起來呀!”[2]

　　1921年6月，北京教育界爆發了以李大釗、馬敘倫為首的“八校教職員索薪團”的正義斗爭。其時正面臨畢業出洋的聞一多，堅持參加了為聲援索薪斗爭而舉行的“同情罷考”。他是畢業班中為此事而被校方勒令開除的29名同學中的一個，后來經斗爭雖然保住了學籍，但仍受到了“不悔過即留級一年，推遲出洋”的處分。聞一多始終堅持“無過可悔”。他對同班同學吳澤霖說：“正義不能做買賣，講條件!”[3] 經過堅持斗爭，終于迫使學校當局于1922年4月取消了對他們的留級決定，準予畢業。對此，吳澤霖佩服地說：“聞一多是正直的人!”[4]

　　1922年春，聞一多在清華學業期滿。留美前夕，他受父母之命，回到湖北浠水家鄉，與姨表妹高孝貞(后改名高真)成婚?；楹蟛痪?，聞一多即離別了故鄉，告別了親人，懷著“美育救國”的理想，遠渡重洋，開始了艱難的人生跋涉。